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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西藏

2016-7-14 10:40:58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结束了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宣言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月,孙中山主持制定并公布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明文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而且还规定民国政府的参议院的议员,西藏也与各省、内外蒙古一样,选派五名代表参加,代表选派方法由地方自定。4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在总统令中宣布“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并在北京的民国中央政府中设立蒙藏事务局。这以后中华民国的宪法中一直明确记载着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写信给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说“意欲维持佛教,请转呈妥商”,袁世凯即下令恢复他的达赖喇嘛名号,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派人前往印度册封,因英印阻拦而未果。
  英帝国主义者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立即利用西藏的混乱形势,进行挑拨离间;英印总督明托赶到大吉岭和达赖喇嘛商谈,向达赖喇嘛提供武器和经费,并提出由达赖喇嘛派其亲信达桑占东等人返回西藏,迅速组织起上万民兵,围攻在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的川军,同时下令全藏僧俗,不准与汉人新政府来往,断绝给川军和汉人官员的粮草供应。1912年夏天四川和云南两省曾发兵援救在藏川军,已经打到江达地方,由于英国出面干涉,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袁世凯命令四川、云南停止进兵。在藏的川军在辛亥革命后内部已经分为几派,争斗不止,加上孤立无援,逐步陷入弹尽粮绝的绝境。后来,由尼泊尔驻拉萨的代表出面作调解人,钟颖等人和达赖喇嘛派来的伦钦强钦巴谈判达成停火办法,川军将枪支弹药交出,由尼泊尔和英国的官员负责安全,从江孜、亚东经印度由海路返回内地。到1912年12月底,联豫、钟颖等官员和在藏的川军等全部离开了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12年12月中旬回到拉萨,立即惩办在战斗中支持过驻藏大臣和川军的第穆活佛的丹吉林寺的僧人,还有一些哲蚌寺的僧人和贵族也因支持过川军受到惩罚。他还提升在反对川军战斗中有功的人员,把达桑占东封为扎萨,继承被杀的亲汉派擦绒噶他的贵族地位。他又召集西藏地方头人代表开会,征求对西藏今后应采取的方针的意见,结果仍有很多人特别是下层的僧俗群众不赞成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断绝联系。加上四川云南派出的军队就在工市江达以东地区,这又使达赖喇嘛受到种种制约,在与中央的关系上处在徘徊犹豫的状态中,不敢下决心去实行完全脱离中国的“西藏独立”。
  英国自然不愿意看到它极力推动的“西藏独立”停顿下来,又以阻挠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直接接触和不承认民国政府、不提供贷款等手段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策划召开“三方谈判”。在民国政府同意出席会议后,英国即在1913年夏天派其驻锡金专员柏尔先行进藏,与西藏所派的代表他钦夏扎会商达三个月之久,要夏扎尽量收集“材料”,准备对付中央代表的办法。即使是这样,英国还是担心西藏的代表在见到中央代表后会产生动摇,又设法限制西藏代表在印度时的活动,不让他们与中央代表有任何接触,以便他们从中操纵,谋取私利。1913年10月13日所谓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会议一开始,英国就唆使伦钦夏扎提出“西藏独立,西藏不能承认1906年的中英条约”、“西藏的范围包括昆仑山与安定塔以南的新疆部分,青海全部,甘肃与四川的西部、打箭炉及云南西北部的阿墩子”、“华官华兵不准入藏,华商入藏须领有西藏政府发给之护照”等无理要求。在中央代表据理驳斥并提出“订明西藏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分”、“中国可派驻藏长官驻拉萨”等条件后,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顾问柏尔竟然以支持和帮助西藏反对中国、取得“独立”为诱饵,哄骗和逼迫伦钦夏扎进行私下交易,在麦克马洪所划的印度和西藏分界的地图上画押,制造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一直属于中国西藏管辖的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英属印度。这笔肮脏的交易英国方面多年不敢公开,几十年后才悄悄塞进英国出版的地图中,而伦钦夏扎也不敢正式报告十三世达赖喇嘛,西藏方面也没有批准过这一非法的领土交易。在玩弄了这一套阴谋之后,英国代表又以调解人的面目出现,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折中方案”,把整个藏族地区划分为内、外藏,外藏包括阿里、卫藏和大部分康区,其余藏区为内藏,中国在内藏享有若干主权,外藏实行自治,中国只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在英国代表的恫吓、威胁下,1914年4月,中国代表陈贻范在说明只是草签需中国政府批准才能正式签字后,在草约上划了押;但是全国各界民众强烈反对这一草约,袁世凯政府也不敢批准这一条约,中国代表没有在条约的正式文本上签字,并声明中国绝不承认这一条约。拖到当年7月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英国无力东顾,西姆拉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英帝国主义的阴谋以破产告终。由于这一原因,所谓的西姆拉条约虽然有英国和西藏代表的签字,但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就是英国政府也没有正式公布过这一条约,只是到20多年以后,1938年才在英印政府的“外务大臣”编纂的一本英印政府的条约集中将“西姆拉条约”悄悄塞进去,而“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也仍然不敢收入,直到1960年才由印度在地图册中收入,可见英印政府本身对这个非法的条约和地图也是理亏心虚的。
  英国的侵略阴谋在西姆拉会议上遭到失败后,英国又唆使西藏地方当局扩充军备,向西藏提供新式武器装备,并在江孜设立军官训练学校,帮助藏军培训军官。在英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的操纵下,在抗英战争中曾英勇反抗英国侵略的藏军蜕变为英帝国主义和分裂势力服务的武装。1917年和1920年、1922年,藏军几次向驻守康区的川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占领了康区大部分地区,直到金沙江以东的德格、甘孜等地。1931年藏军又向青海玉树地区发动进攻,被青海军队打败,四川军队也发动反攻,藏军退回到金沙江以西,1932年双方签订停战协议,以金沙江为界停战,等候中央与西藏当局谈判解决。西藏分裂势力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的连年战争,虽然将其占领区向东推进了几百公里,却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西藏当局新增差税,征兵征粮,使得人民生活日益贫困。1920年帝国主义分子柏尔到拉萨,鼓动十三世达赖喇嘛把藏军扩充到15000人,并成立警察局,聘请英国教官训练警察,这些加重人民负担的措施激起僧俗大众的强烈不满,当时盛传三大寺僧人要打死英国人柏尔,达赖喇嘛派兵镇压,引起藏军和哲蚌寺的冲突,柏尔不得不离开拉萨。1923年因为增派差税问题,噶厦和扎什伦布寺方面发生矛盾,格鲁派的重要领袖九世班禅被迫逃离西藏,经青海、甘肃到北京,这些都充分说明分裂势力以武力实行“西藏独立”的战争,在西藏也不得人心。
  尽管英国利用辛亥革命后西藏的混乱局势用尽一切手段策动“西藏独立”,历史形成的西藏和祖国的血肉联系谁也无法割断。1919年甘肃省按中央指示派专员朱绣等入藏会见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表示“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1921年他又派亲信堪布贡觉仲尼等人到北京雍和宫任职。1929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九世班禅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十三世达赖喇嘛即派贡觉仲尼等到南京,将达赖喇嘛的信交给国民政府,表示希望恢复与中央的联系。国民政府派贡觉仲尼带蒋介石的亲笔信进藏,并就西藏和中央的关系问题征询达赖喇嘛的意见。1930年贡觉仲尼带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复信返回南京,达赖喇嘛加派贡觉仲尼为西藏驻京总代表,1931年设立了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成为西藏地方与中央联系的正式机构。当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代表名额问题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双方又发生了争执,达赖喇嘛方面要求西藏代表全由达赖喇嘛派出,班禅方面要求平均分配,经蒙藏委员会调解,达赖喇嘛方面以贡觉仲尼等六人为代表,楚臣尼玛等三人为列席代表,班排方面以洛桑楚臣等四人为代表,邵章等五人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九世班禅也到南京参加了国民会议,还在南京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作了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重要演讲,不仅以历史事实肯定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而且希望西藏地方早日恢复对中央的正常的隶属关系,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7月,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并颁给玉册玉印。1932年12月,国民政府邀请九世班禅再次到南京,正式任命他为”西陲宣化使”,商讨西藏事务和班禅返藏问题。1933年4月,九世班禅派安钦活佛等到拉萨会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表示欢迎班禅返藏,并答应班禅返藏后将其原来的辖地交还,但是此事还未实行,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藏历10月30日在拉萨病逝。西藏地方政府按照历史惯例打电报向国民政府报告,并通知九世班禅。国民政府发布了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的命令,并在南京举行追悼大会。九世班禅从内蒙古到南京参加了达赖喇嘛的追悼大会,并担任国民政府委员职务。接着九世班禅返回内蒙古,经阿拉善等地到青海塔尔寺,筹划返藏。
  就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不久,西藏统治集团中即发生了变动,三大寺代表和僧俗官员会议罢免了擦绒达桑占东的噶伦职务、龙厦的藏军总司令的职务,逮捕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信贡培拉,使亲英势力受到了一次打击。会议还依照清代的制度,决定由热振活佛坚白益喜丹真坚赞(1910—1947)担任摄政,由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属朗敦贡噶旺秋任司伦(总管政务的首席噶伦)。国民政府批准热振担任摄政,并派遣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专使经过康区到拉萨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并与西藏地方政府商谈双方恢复关系的事宜,他还代表国民政府授予热振活佛“辅国普化禅师”的名号。当黄慕松离藏时,取得西藏当局同意,留下部分随行人员在拉萨,以专使行署名义作为中央与西藏地方联络的机构。英国看到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有改善的趋势,惊恐不安,派人到拉萨要求在拉萨设立办事机关,也得到西藏当局的同意,噶厦还给英国办事处的职员饶农巴都(又名罗布顿珠,锡金人)以扎萨名义,使他可以参加各种庆典活动,监视噶厦和国民政府在拉萨的人员之间的往来。
  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西藏僧俗民众希望九世班禅返藏的呼声高涨起来,1935年3月,九世班禅向国民政府提出回藏的计划,决定取道青海,希望中央派得力大员护送,指导班排回藏后的宣化建设,并拨付专款经费。6月,国民政府批准了九世班禅的计划。此时后藏地区的代表和噶厦及三大寺的代表赶到塔尔寺,敦请九世班禅早日动身。可是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对九世班禅回藏将使西藏和中央的关系进一步改善十分恐惧,竭力破坏。英国驻华使馆竟然以国民政府派卫队护送班禅违反《西姆拉条约》为由提出抗议,中国政府当即指出《西姆拉条约》未经中国政府正式签字,不能成立,英国的抗议是无理的。英国人随即又在西藏进行挑拨离间,提出西藏虽然应当欢迎九世班禅回藏,但是应当拒绝中国军队入藏。在英国人的蛊惑下,西藏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也鼓吹不能同意九世班禅带卫队回藏。英国驻华使馆竟然就班禅回藏问题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千方百计制造紧张气氛。1936年底,九世班禅到达青海玉树,就有关问题与拉萨方面反复协商。后来,西藏代表虽然不再坚持反对护送班禅的官兵进藏,但是卫队只能经那曲到后藏,五个月内必须全部撤回,又提出班禅回后藏后,后藏的赋税仍由前藏征收。双方交涉一直拖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仍不能解决。8月,英国竟然趁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困难,再次就班禅回藏问题向中国抗议,国民政府于是命令九世班禅暂缓入藏,留住玉树。九世班禅返回西藏的愿望不能实现,抑郁成疾,于1937年12月1日在玉树去世。
  热振活佛出任摄政后,到曲科杰寺观湖,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应在东方转生,随后在1936年秋天组织人员分三路到西藏东南部、康区和青海寻访。其中的格乌仓活佛(色拉寺杰扎仓的活佛)和俗官凯墨索朗旺堆(他后来是1951年西藏的五名和谈代表之一)等到青海,1937年1月在玉树拜见准备返藏的九世班禅,请求九世班禅给以指点和帮助。九世班禅介绍了塔尔寺附近的情况和他看到的几名灵异儿童的情况,并为此写信给青海省主席马步芳,请求为格(乌仓)活佛的寻访提供方便。经过将近两年的寻访,格(乌仓)活佛在平安县祁家川的红崖村找到一个灵童拉木登珠,并将灵童和家属带到青海省政府会客厅在马步芳等官员参与下举行辨认前一世达赖喇嘛遗物的仪式。在确定可作为灵童之一后,格(乌仓)活佛要求先迎回拉萨供养,马步芳开始不同意,青海各大呼图克图也要求仿照七世达赖喇嘛之例,让灵童先在塔尔寺居住和学习,待中央和西藏地方当局商定后再护送进藏。噶厦于是向国民政府呈报寻访到灵童三名,请中央派大员入藏,主持抽签事宜。国民政府将此作为改善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契机,致电马步芳,令其派兵护送灵童全家进藏,并拨给护送费十万元。马步芳这才派师长马元海带一营骑兵护送灵童进藏,于1939年10月初到达拉萨。当年3月,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为专使进藏主持灵童掣签和坐床。吴忠信从重庆取道印度于1939年12月到达拉萨,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的隆重欢迎。但是此时在灵童掣签问题上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摄政热振活佛坚决主张青海灵童即是达赖喇嘛的转世,司伦朗敦在此问题上与热振意见不同,经僧俗官员会议讨论,停止司伦朗敦的职务,西藏政教事权集中于热振一人,所以当吴忠信到拉萨时,原来说的三个灵童只有青海灵童一人,而且已经接受僧俗礼拜,有造成既成事实之势,而且热振活佛请求中央援照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先例准予免除金瓶掣签的手续,批准青海灵童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在热振活佛的坚持请求下,吴忠信提出先由他本人查看灵童是否确实“灵异”,再由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具文呈请中央免予金瓶掣签;热振活佛接受这两个条件后,吴忠信在罗布林卡“查看”了灵童。1940年2月国民政府依据噶厦的呈请,发布批准青海灵童拉木登珠免予掣签,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拨40万元,作为举行坐床典礼的经费。2月15日,吴忠信在拉萨喜德林寺的正殿代表中央政府向摄政热振活佛颁予“辅国普化禅师”的金册金印,同时新授其二等彩玉勋章,还向当时的四位噶伦颁发了三等彩玉勋章。英印政府在这时派其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等以观礼的名义赶到拉萨,监视吴忠信的活动,并竭力挑拨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他们唆使噶厦的少数官员将吴忠信在坐床仪式上的座位安排在热振活佛的对面,高低与司伦等人相等,而且把英印代表的座位与吴忠信排在一起,企图把吴忠信混同于一个外国来的祝贺的代表。吴忠信为此向噶厦提出了严正交涉,在热振活佛的支持下,终于使噶厦改变了原来的安排。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在布达拉宫举行,吴忠信的座位安排在与达赖喇嘛座位平行的左方,面向南面,以表明吴忠信的地位至少与清代的驻藏大臣的地位相等。当天参加坐床庆典的有摄政、司伦、噶伦等西藏各级官员,各大呼图克图、三大寺代表,中央代表吴忠信和全体随员,尼泊尔、不丹在拉萨的代表,共计500多人,而英印代表古德由于他在座位问题上的阴谋破产,没有参加当天的庆典活动。3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表示“承中央特派代表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亲临,并赠赐礼品,祥瑞十分,感戴无际。至于中日战事,现正由三大寺暨各寺喇嘛大举祈祷,祝祷中央胜利。”后来,噶厦还派扎萨阿旺坚赞为代表到重庆,为中央派员进藏主持达赖喇嘛认定和坐床向国民政府致谢。
  吴忠信在1940年4月离开拉萨前,征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正式设立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吴忠信本来向热振活佛提出的是设立“驻藏办事长官公署”,但是由于英国代表古德等人的阴谋活动,热振活佛考虑此事会受到西藏上层的一些人的反对,如果在僧俗官员会议上被否决,有损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威望,希望改用各方比较容易接受的名称;于是经国民政府同意,将机构名称定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随吴忠信进藏的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被任命为驻藏办事处的第一任处长。
  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和坐床后,担任摄政的热振活佛的威望日益提高,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亲英势力对这种发展十分恐惧和不满,他们费尽心机,利用各种手法,想要逼使热振活佛下台。他们利用热振活佛处理一些僧俗官员的任免总裁题上引起的不满,散布流言蜚语,指称热振活佛和几个女人有染。年轻的热振活佛对此感到心烦意乱,求助于打卦问卜,得到的指示是继续任职将大为不利,只有回热振寺静修三年才能躲过灾祸。于是热振活佛不顾各方面的劝阻,决心辞职,并推荐当时担任达赖喇嘛的副经师的达扎活佛阿旺松饶土多旦巴杰增继任摄政。达扎活佛是堆龙德庆附近的打隆扎业党寺的一个品级较低的活佛,热振活佛曾经拜他为师学经,因此有师生情谊,他任达赖喇嘛的副经师(正经师即是热振活佛自己担任)也是热振活佛提名的。当时达扎活佛已经67岁,热振活佛推荐他继任,显然是为自己三年以后再次出任摄政而做的一种安排。而且在达扎活佛出任前,曾与热振活佛密谈一夜,双方有某种约定。1941年1月热振活佛辞去摄政职务,并致电国民政府告诉自己辞职和达扎活佛继任摄政,2月,达扎活佛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业经达赖喇嘛明令暨西藏大众会议决定,一致推举微末为西藏摄政,再再敦请,无法推卸,特诹吉于藏历1月1日宣布就职,特电奉闻”。达扎接任之初,对热振活佛的推举表示十分感激,在热振离拉萨返回热振寺时,达扎还率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和藏军官兵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但是达扎活佛继任摄政以后,很快就被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所包围,他利令智昏,为了防止热振活佛东山再起,逐步撤换了热振活佛安排在重要职位上的亲信如基巧堪布阿旺丹增、孜本哲玉哇等,而提升亲英的贵族索康等人担任噶伦等要职,完全控制了噶厦,使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急剧恶化。1943年夏天,在英国驻拉萨的代表黎吉生的支使下噶厦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要蒙藏委员会驻拉萨的办事处和英国、尼泊尔驻拉萨的代表一样,有事先向“外交局”接洽。由于蒙藏委员会办事处坚持不与“外交局”来往,国民政府也宣布绝不接受“外交局”,并命令四川青海军队作相应布置,必要时不惜以武力解决,西藏当局只得答应另设机关与蒙藏委员会办事处来往,使这一阴谋宣告破产。英印政府又以此为理由向噶厦提供了一批新式武器装备,还鼓动达扎在拉萨举办英文学校,招收贵族官员的子弟入学,此事又引起三大寺僧人的强烈反对。1944年4月蒋介石从他的侍从室中选派沈宗濂为新任驻藏办事处处长,并决定扩大对西藏的宣传,加强与班禅徒属和拥护中央的西藏人员的联系。这时热振活佛辞职已经三年,他借色拉寺杰扎仓大经堂维修后举行开光仪式的机会到拉萨,希望与达扎活佛商谈他重任摄政的事情,但此时达扎已经羽翼丰满,在两人会面时绝口不提以前约定的事,热振只得仍回热振寺去修行。热振卸任后仍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驻藏办事处的人员到热振寺拜访他,他表示了希望中央支持他重新当政,要为增进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尽力。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全会选举热振活佛和洛桑坚赞为第六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达扎深感热振活佛仍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在1946年6月竟然在一次僧俗民众会议上给自己挂上了“杰布呼图克图”的名号,开创西藏历史上自封为呼图克图的先例。达扎还利用各种机会进一步排除热振活佛的亲信,使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1947年,印度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但是印度并未放弃英国帝国主义在西藏取得的特权,反而以英国殖民主义的继承者自居,英帝国主义分子黎吉生又摇身一变成为印度驻拉萨的代表。在黎吉生的支使下,西藏派代表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帝国主义者在会议上将一面“雪山狮子”旗当作西藏的“国旗”悬挂在与会各国的国旗中,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上,中国地图竟然缺少了西藏,他们企图用这种卑劣的手法,来制造西藏是“独立国”的地位,要与会的各国默认。这种手法遭到中国代表的强烈抗议,会议的组织者只得加以改正。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通知噶厦要西藏选派代表参加,噶厦派图丹桑批、索朗旺堆等十人参加,1946年4月西藏代表由沈宗濂陪同从拉萨出发,达赖喇嘛的父亲让达赖喇嘛的哥哥嘉洛顿珠随沈宗濂到南京学习。热振活佛虽然未能去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仍通过他的朋友、西康地区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顿珠朗杰等人带信给中央,陈述达扎就任以来投靠英国人、破坏汉藏关系的情况,请求中央明令达扎辞职。黎吉生本来就对西藏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设法破坏,要求西藏把代表团改为向同盟国祝贺胜利和“慰问”,也没有得逞。他在得知热振活佛写信的情况后,更极力挑拨破坏。他在1947年2月去拜会达扎,造谣说热振派人要求国民党派兵入藏,推翻达扎,支持热振重新担任摄政,国民党也同意派兵。达扎听到黎吉生的谣言后,大为惊恐,决心除掉热振活佛。经过和黎吉生等人周密策划后,4月14日噶厦派噶伦索康和拉鲁、藏军司令格桑楚臣等带领藏军二百多人,前往热振寺逮捕热振活佛,同时在拉萨逮捕了原噶伦彭康和热振扎萨坚白坚赞等人。热振寺在拉萨的人员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报告,但是藏军以急行军提前赶到,包围热振别墅,将毫无准备的热振活佛逮捕,押解回拉萨,关押在布达拉宫的孜夏觉监狱,受到审间和折磨。色拉寺的僧众得知热振活佛被捕的消息后,群情激愤,他们打算在途中营救,因藏军改变路线未能成功。接着数百名武装僧人在堪布阿旺嘉措的率领下进入拉萨准备劫狱救出热振未成。噶厦随即调集大兵,配备大炮等武器,包围喜德林寺,同时围攻色拉寺。黎吉生不仅为藏军攻打色拉寺出谋划策,还派英国报务员福克斯帮助架设无线电台,沟通前线指挥和在布达拉宫的达扎活佛、噶厦之间的联络,藏军使用大炮轰击,经过两天激战攻入色拉寺,僧人伤亡惨重,杰扎仓被抢劫一空,阿旺嘉措带10多人突围而出,逃往康区。事变发生之后,国民政府致电达扎和噶厦,要求保证热振活佛的安全,色拉寺僧人的反抗更使达扎等人对热振活佛的巨大影响恐惧害怕,决心除掉热振活佛。5月7日,热振活佛在狱中被害。热振寺的500僧人得知热振活佛被害死的消息后,再次举行暴动,将住在热振别墅的16名藏军杀死,并与前来镇压的藏军激战7天7夜,为首的热振活佛的索本堪布益喜楚臣在失败后带领十余人突围,逃往青海西宁。热振活佛被害后,噶厦宣布取消他的呼图克图的名号,其转世降为措钦活佛,没收其大部分财产,并罗织其“罪状”,在大昭寺前公布。对热振活佛的亲信等人也给以不同的惩罚,扎萨坚白坚赞、卡多喇嘛、孜娘活佛等许多人被判处鞭打和终身监禁。尽管如此,噶厦还指示其驻京办事处处长图丹桑布向国民政府面呈噶厦的报告,宣称已照中央指示,对热振活佛的亲信人员“从轻发落”。不久,与热振活佛及国民政府驻藏人员关系密切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祁却才仁也在拉萨突然去世,他的去世显然与亲英分子的暗害有关。
  “热振事件”之后,达扎为首的亲英分子更加紧进行分裂活动。1947年10月,仍然是在黎吉生的策划下,噶厦派出了一个以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为首的“商务代表团”,准备到美英等国考察“商务”,表面上宣称的目的是“和外国建立直接商务联系”、“购买黄金作为西藏通货的准备金”,实际上是想以此表示西藏能够进行外交活动,要求美英等国承认“西藏独立”。夏格巴后来在他的《西藏政治史》中也说,这个代表团是为了“和外国建立正式关系,表示西藏的独立和享有主权的地位”。西藏“商务代表团”到印度后却遇到护照签证和没有外汇等问题,于是夏格巴等人在1948年初又不得不到南京,请求国民政府帮助解决。当时国民政府劝代表团不要出国,如果一定要出国,应该拿中国护照,由中央帮助办理有关手续。夏格巴在南京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秘密联系,司徒雷登让他们去香港,由美国领事在噶厦自己制造的“护照”上签证,同时将噶厦向国民政府申请的一批生丝出口证卖给印度商人,取得外汇,才购买机票到了美国。夏格巴等人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印度等国活动了几个月,可是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国承认西藏是“独立国”,他们只好空手返回了拉萨。
  1949年夏天,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并向华南、西南各省进军。逃到广州的国民政府于6月3日由代总统李宗仁发布命令,批准班禅堪布会议厅在青海寻访的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官保慈丹免予金瓶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而此时担任印度驻拉萨的代表的英国人黎吉生在拉萨也在加紧策划一个新的阴谋,他一方面对达扎和噶厦说,“在拉萨的汉人中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催促噶厦赶走驻藏办事处的人员,一方面又上书印度政府,要印度考虑接受离开拉萨经印度过境的中国人。7月8日,噶伦然巴土登贡钦等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章请到噶厦公所,以防止共产党混迹拉萨的名义,要办事处的全体人员以及在拉萨的所有汉族人在两周内撤出西藏,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迟;并同时派藏军以保护安全的名义封闭了办事处的电台,包围办事处人员的住所,不准办事处与中央政府联系。从7月16日开始,蒙藏委员会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和在拉萨的汉族商人等100多人,由藏军“护送”分三批离开拉萨到印度,直到7月21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才得到驻藏办事处的人员被迫离开西藏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对西藏的“驱汉事件”无可奈何,只是由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发了几封电报,表示反对。而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统一,对拉萨当局的“驱汉事件”表明了严正的立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9月3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次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奴隶”,“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就在此时,由夏格巴牵线,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评论员罗威尔•托玛斯父子进入西藏,同达扎活佛和黎吉生等人多次密谈,并转交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的信件。托玛斯父子鼓动西藏当局赶紧建立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部队,接受游击战技术训练,破坏交通补给线,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在托玛斯父子返美前后,达扎等向美国政府要求“十亿美元”和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武器”援助,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森答应给达扎等提供一批步枪、机关枪、手提机枪及弹药等军事援助,并取得了印度政府的同意,准备将这些武器经由加尔各答、大吉岭运往西藏。于是噶厦决定扩军一万人,并向昌都、那曲地区增兵。黎吉生这时本应退休,印度政府又将他的任期延长一年,以便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在黎吉生和托玛斯等人的策动下,噶厦的“外交局”在1949年11月致电毛泽东主席说:“请不要让军队越境进入西藏”。经黎吉生策划,达扎还命噶厦起草了“西藏独立宣言”,由黎吉生修改定稿并翻译成英文后,派夏格巴和嘉洛顿珠带到联合国去吁请各国支持。还决定派出“亲善代表团”到英、美、印度、尼泊尔四国去活动,请求支持“西藏独立”,给西藏派来能够使用新式武器、指导藏军作战的人员。这个代表团的先遣人员已经走到江孜,由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50年1月对日对此发表了严正谈话,指出“如果拉萨当局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接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命令,派出非法的‘使团’从事分裂和背叛祖国的活动,那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英、美、印度等国政府致电噶厦,表示不能接待这个代表团,噶厦不得不将已经出发的代表团召回拉萨。
  民国时期西藏的历史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的阶段。以英国为主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千方百计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他们鼓动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势力从事许多分裂活动,但是他们的阴谋活动始终受到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原则立场,同时西藏僧俗大众中,由于历史上和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血肉联系,也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分裂分子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九世班禅出走到内地,说明西藏上层中仍有许多人希望保持与祖国的血肉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后期也恢复了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在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等重大问题上,西藏地方政府仍然要依靠和通过中央政府来办理。帝国主义和亲英势力的分裂活动,给西藏人民和西藏社会造成了政治不稳定、统治集团矛盾加剧、经济文化停滞不前、人民生活痛苦的局面。历史事实说明,即使是在中国处在八年抗战这样的危急的关头,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上层中的分裂分子也不可能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西藏的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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